曹操掌握天子后，诸侯并未遵从天子之命行事。

董卓掌控京城后，小皇帝屡遭劫持，致使天子威严尽失，诸侯们不再承认其威慑力。

汉室正统观念经两汉数百年深入人心，于百姓与士子间，汉室影响力犹存，构成一种无形的权力。

分析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前后的势力变迁，可见其影响力显著增强。接帝至许，曹操权势日盛，中心地位更加稳固。

190年正月，曹操为陈留太守张邈部将，率自募五千兵，遭董卓中郎将徐荣击败。兵败后，他前往扬州募兵，随后投奔兄长袁绍。

191年，我进入东郡，协助本初兄长坚守南方黄河防线。

192年，他进入兖州，成功收编青州兵，既得兵力又占地盘，势力逐渐壮大，最终成为雄踞一方的重要诸侯。

193年，我与本初兄联手击败袁术，使其败退；随后在东南地区重创陶谦，取得连胜。

194年，父于徐州遇难，随即起兵复仇。进军途中，徐州后方生变，张邈背叛，吕布入侵，兖州失守，由省长降为县长，遂回师争夺兖州。

195年，击败吕布，诛杀张邈，并在天灾人祸的困境中成功平定了兖州的局势。

196年，推行屯田制，迎汉献帝至许昌，借天子之名号令诸侯，整肃不忠之臣。

197年，曹操出征张绣，同时离间吕布，使其不得助力，并在战事中重创袁术，致其势力大幅衰弱。

198年，曹操再次征讨张绣，安抚关中地区，消灭吕布势力，册封臧霸官职，并成功收复青州与徐州，扩大了势力范围。

199年，进军河内，稳固淮南，成功将势力范围拓展至黄河以北地区。

196年前，曹操势力限于兖州。196年后，他迅速扩张，仅用三年时间，便相继攻占了豫州、徐州与青州，势力大增。

192年，吕布诛董卓后，李傕、郭汜攻入长安，与韩遂、马腾交战，致关中大乱。曹操遣曹洪迎汉献帝，却遭袁术阻拦，未能成功。

196年，曹操平定汝南、颍川黄巾军，并攻克河南许昌。随后，他派遣曹洪前往洛阳，迎接汉献帝。

曹操获封天子后，首要收获便是人才。这些才智之士纷纷投奔，成为他麾下的重要力量，助力其实现宏图大业。

颍川荀氏之荀悦与荀攸，相继入世，荀悦任黄门侍郎，荀攸则出任汝南太守之职。

郭嘉于同年投奔曹操，任军师祭酒之职，此人曾名震天下，有传其逝后方使诸葛亮敢于出山。

孔融北海失守于袁谭后，受召为将作大匠，并致书王朗，劝其北上。

曹操辅佐朝政，致力于招揽贤才，多次颁发策书，言辞恳切，表达招揽之意，尽显其诚意与迫切。

皇帝出现后，公府对仕子的辟召吸引力，显然超越了州府。

其更大优势在于，拥帝之时可上表举荐，由皇帝颁发诏令，征召全国才俊，即“表征之”。

华歆与王朗，后皆成为魏朝三公，即为显例。尤其华歆，即便孙权不愿，亦只得放行。

连刘氏王族中亦有成员归顺曹操，如刘放，他劝王松依附曹操的理由之一是：

曹公独能解救危乱，辅佐天子，秉持正义讨伐罪人，其军所到之处，必定取得胜利。

曹操派使者探问扬州情况时，刘晔前往会见并讨论时事，随后他追随刘勋在曹操麾下任职。

众人透露，士人或因忠于汉帝，或预见曹操能成大业，最终皆投靠了曹操掌控的汉朝廷。

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载：“彼时许都初立，四方贤士大夫纷至沓来，汇聚于此。”

这证实了荀彧对曹操的建言：“辅佐君主以顺应民心，此乃大顺之道。”

曹操获得的第二个优势在于对舆论的掌控，这得益于他成为天子之后所拥有的影响力。

除士子外，各地尚有根基未稳的军阀，汉室颁发的任命书，仍具相当分量。

曹操原自领兖州牧，后汉献帝掌权，即刻颁发委任状，使其兖州牧之职由皇帝亲封，正式化其地位。

此举能削弱并消除汉廷所派兖州刺史金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恢复地方秩序。

边地武将吕布的王允当权时获封奋威将军，此职乃皇帝名义所赐。后投袁绍麾下，他轻视诸将，认为擅自任命官职者，不足为贵。

偷袭刘备夺得徐州后，他因缺乏民心基础，却仍企图担任徐州牧，此举与曹操欲图霸业的做法颇为相似。

渡江的孙策意图显著，他自诩“匡扶汉室”，迫切希望改变士人对其“术兵”或“袁术部将孙策”的看法。

孙策亟需汉室诏命，以摆脱逆贼袁术党羽的污名。

《三国志·孙讨逆传》引《江表传》载：

策自认为统领兵马，骑都尉领郡之职过轻，欲得将军之号，遂遣人暗示誧，誧即遵制授予策明汉将军之职。

孙策虽看似不拘于汉官之名，但骑都尉与明汉将军对他而言并非无别，实则并非如此轻视。

孙权掌权后，陆绩始入仕途，因正直获赞。后被贬为郁林太守，任上去世。临终前，他仍自称为“汉朝忠志之士”。

沈友直责孙权：“主公身处许昌，心存不忠，此岂非叛逆之行？”

孙氏于江东遭遇忠汉之士，此情形犹如曹操之境遇，曹操所面临的汉室官员，数量更为众多。

汉杂号将军对孙策仍有吸引力，显见曹操通过上表加官于手下，如夏侯惇封建武将军、于禁封虎威将军，以此满足期望，增强忠诚。

高敏在《魏晋南北朝史发微》中考证，孙权夺荆州前未敢擅封侯，故行奉邑制，有名无实。此因需察曹操脸色，迎汉帝则成封爵外交筹码，便于曹操封部下列侯。

有些人虽已入仕却非隐居，例如仕于袁绍的辛毗，即便受到曹操征召，也并未应命前往。

但也有人如韩嵩，在刘表派其出使许都前，韩嵩便已预先为自己筹划退路。

嵩赴京师，天子授嵩官职，自此嵩乃天子之臣，亦将军旧吏。为君尽忠，嵩当遵天子之命，难以再为将军效死。

王俊避居武陵，曾仕曹操为尚书，劝刘表绝袁绍之交曰：“曹公乃天下英雄，必兴霸业，继桓文之烈。今舍近求远，若急难至，何望漠北之援？”

官渡之战前夕，沮授劝谏：“南征有违道义。”崔琰则称：“天子居许都，民心向顺。”两者所言，皆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。

袁绍每接获诏书，便忧虑其中内容对自己不利，因此心生悔意。

旨在使太祖迁都鄄城，以便亲近并加强防护。

孙策于官渡之战期间，密谋袭击许都，欲迎汉帝。此举使部分文臣如张昭等萌生投降之意，确有其因。

贾诩、刘放与桓阶以此为由，力劝对方归顺曹操。

张承向袁术、诸葛亮向刘备均指出，曹操拥有挟持天子所带来的优势。

刘胤劝邵续勿向石勒投降，引例道：“曹操奉迎天子，诸侯因此归顺。”以此表明顺应民心的重要性。

元宏回卢渊谏表道：“曹操之所以战胜袁绍，大抵因其能于内部举荐有德有才之人。”

袁绍应是首个懊悔未挟天子之人。

挟天子以令诸侯能增添政治资本，对出身四世三公的袁绍而言，影响不大。然而，袁绍的迟疑却为曹操提供了壮大的契机。

挟天子犹如双刃剑，既具威力亦藏风险。

袁绍所忧，乃曹操日后所遇之难题：如何在局势发展中，应对曹操逐渐崛起的势力，确保自身地位不受威胁。

他不断应对内部的各种挑战与诏令，还需清除诸多内部隐患。就连荀彧也反对他接受九锡之礼。